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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百一十四章 风起台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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迷失航向,飘荡至台湾南部,结果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,有54人被杀,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脱险转移到了福州,后由清廷送归琉球。

    当时的清廷并不知道,此次事件,会成为日后日本染指台湾的口实!

    而就在第二年的1872年,日本胁迫琉球成为其“内藩”,“册封”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。1873年,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一行来华,以交换中日《修好规条》为幌子,刺探清廷对台湾主权认识的虚实,副使柳原前光欺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不懂近代西方“主权”理念,言辞间赚得“生番化外,未便穷治”四字,遂曲解台湾东部“番社”非中国主权所有,于1874年5月由海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首,以1871年“日本国民(实际上是琉球民众)”被“生番”杀害为由,率4艘军舰及陆海军官兵3600多人,进攻台湾!

    日本侵台的借口是“番地无主论”,即将清廷官员所表述的“生番化外,未便穷治”四字,曲解成“番地无主”,非中国领土,故日本可据而有之。

    这诚然是诡辩。但日本政府这一诡辩,却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——早在1867年2月,美国商船“流浪者”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,登岸人员为当地“生番”所杀。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(cdre)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,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,即提出了这种看似有理,却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的当地土番“非归王化”的说法。

    李仙得当然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,他认为:“两百年来,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,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,由西岸以至东岸,逐步扩张,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,西岸的居民,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,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,且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,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,违者则严行惩治,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,实则毫无依据。”

    与李仙得直接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、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,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:“(生番之地)鸟道羊肠,箐深林密,自来人迹所罕到,亦版图所未收。我朝设土牛之禁,严出入之防,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,用意固深远也。”

    这些深受中国传统“天下观”熏陶,而对近代世界“领土主权”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,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,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:

    “特以人非华民,地非化内,克日图功,万难应手,准理度情,洋人亦当见谅。”

    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。会商之后,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,但同时也意识到了当中的问题,于是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,特意强调了台湾“生番”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:“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,其地究系中国地面,与该国领事等辩论,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,以致洋人生心”。

    在总理衙门的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体系里,台湾“生番”地区属于“中国地面”,是中国疆土无疑;“生番”未归“王化”,中国法律无法管辖“生番”。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,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。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“领土主权声明”,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“天下观”。

    在中国传统的“天下观”体系中,总纲乃是“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”,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。自中心向外辐射,依照“开化”程度的不同,存在着不同的层级。依次包括:世居其地,为国守疆的番、苗、夷及地方土司;代守门户、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;藩属之外,则是未知之地。其经典描述则是:中国居天下之中,四夷居天下之偏。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“天下”、同居“四海”。这种“天下观”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,一切视“文明开化”程度而定。

    1683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,其“理番”政策始终基于这种“天下观”理念——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,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,被划分为民、番两级;“番”又分两种:“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”;“其杂居平地,遵法服役者为熟番。”前者属于“化外”,后者则须纳“番饷”,朝廷教化所及,“生番”也可以向“熟番”转化。

    ps:五仁站在悬崖边上,背后是拿着“五仁滚出月饼界”横幅的人们,他回头看了看被人们捧在手心的白富美冰皮,土豪莲蓉蛋黄,女汉子豆沙和枣泥,软妹子椰蓉,高富帅火腿和肉松,以及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的女神冰激凌。心想:你我同为月饼,命运却千差万别,真是造化弄饼!说完含泪跳下悬崖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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